为什么说“五胡入华”描述了中华民族发展壮大史?

发布时间:2024-06-15 06:00:43 来源: sp20240615

  在我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,多个北方游牧族群进入中原建立政权。对这一历史时期,应该如何看待和称呼?一直以来都有“五胡乱华”之说,一个“乱”字揭示出了政权林立、彼此攻伐、各族黎庶百姓遭受巨大痛苦的事实。特别是中原地区因其人口密集、生产发达、物质富庶和文化先进,中原百姓遭受战乱带来的灾难更加深重。从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观之,虽然“乱”字描述了相当部分的客观真实,但却有着明显的局限性,因为忽视了五胡政权后期的转化。在进取中原的过程中,大部分五胡政权从政治观念到文化习俗都迅速主动选择“中华化”,主动追求大一统思想观念,这使得彼此间的战争逐渐演化为争夺中华正统、寻求南北一统的手段。因此,我们认为,入华与乱华的最显著差异在于,入华是主动的向中原文化学习,而乱华则明显带有被动式的毁坏、入侵色彩。所以,称这一时期为“五胡入华”明显更加符合中国历史上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、多民族交融和中华文化传统,也更加实质地揭示出各族群从大碰撞最终走向大融合的历史进程。

▲南北朝时期形势图(图片来源:中国历史形势地图集)

  现有史料为“五胡入华”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支撑。

  魏晋南北朝时期,各个政权统治者继续推崇“大一统”国家观,承袭了两汉的各项基本制度,体现出了主动向“汉”文化学习、融入的心态。

  在政治层面,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,长城内外的匈奴、乌桓、鲜卑、氐、羌等众多族群,大多处于中原王朝所设的领护官员、边郡属国都尉乃至郡县官吏管理之下。这些族群首领大多被中原王朝授予“王”、“侯”、“仟长”、“佰长”、“什长”等各级官爵,带有“归义侯”、“率善王”等能表明臣服于朝廷的名号。这些名号并非虚名,而是表明周边族群已被纳入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。

  “五胡”政权由多族群参与,建有胡汉杂糅的官僚体制。在匈奴汉赵政权可统计的263名官员中,匈奴114人(包括皇族),汉人131人,其他族群18人。后燕中央职官175人中能确定族属者的,慕容氏一族占26%,其他鲜卑人占11%,其他少数族群占10%,汉人占53%;军事职官110人中能确定族属者的,慕容氏—族占27%,其他鲜卑人占14%,其他族群占14%,汉人占45%;地方职官93人(刺史级34人)中能确定族属者的,慕容氏一族占24%(刺史级18人),其他鲜卑人占9%,其他族群占4%,汉人占63%。后秦可统计的30种中枢之官32人中,皇室6人,汉人19人,羌人3人,氐人3人,休官人1人。大夏可统计的66个职官中,铁弗匈奴27人,汉人26人,鲜卑人4人,匈奴4人,羌人2人,吐谷浑2人,屠各1人。

▲魏晋南北朝时期形势图(图片来源:中国疆域历史地图集)

  在社会层面,北魏实行了一项至关重要的“离散部落”政策,即解散部落组织。天兴元年(398年),北魏攻打后燕取得大胜,在代地大范围解散部落民,使其“分土定居,不听迁徙”,部落大人“皆同编户”。拓跋珪在登国元年(386年)改称魏王后不久,北魏就实行了“散诸部落,始同为编民”,后又数次针对不同群体实行了类似政策。这一政策试图使各部落大人与其部民脱离关系,使之由部落成员转变成为国家的编户,定居、分得土地以从事农耕或定居牧放,不得随便迁徙。基于血缘的氏族转变为基于地缘的编户。由此,北魏加强了中央集权,开拓了财源和兵源,各族群胡人旧有的社会关系也被重组,使前秦苻坚那种一场战役失败后部将即各奔本族、独立称王的局面不复重演。

  在法制层面,在律学与法制上,魏晋实现了重大进展。魏明帝时制成魏律18篇,将刑法条文内容尽数纳入其中,晋武帝时又制定了《泰始律》20篇,由此使“律”的内容集中于刑律,行政制度的内容另行置于“令”,即《晋令》40卷中。由此,“律”是刑法,“令”是行政法,二者性质被清晰界定。魏晋“律令分途”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大意义。在法治思想上,北魏律也深受汉代以来儒法合流趋势之影响,遵循汉魏以来礼法结合的精神,具有鲜明的礼的色彩,符合魏晋儒家系统引礼入律之典型特征。如其所规定之存留养亲制度、以“不道”罪禁同姓为婚制度等,体现了法制建设上的胡汉交融。

  在乐舞层面,“戎华兼采”的胡乐对中原地区影响深远。胡笳、羌笛、琵琶、竖箜篌、羯鼓等胡乐器及胡曲在中原民间广泛流行。晋室南迁后,清商乐发生变化,形成“陈梁旧乐,杂用吴楚之音,周齐旧乐,多涉胡乐之伎”的现象。龟兹乐和西凉乐对我国北方音乐影响很大。皇亲贵族都酷爱龟兹乐舞,北齐文宣帝高洋在演奏龟兹乐时,甚至亲自击鼓伴奏。北齐的《兰陵王入阵曲》与北周的《城舞》是北方族群融合的艺术结晶,对后世戏剧等产生了一定影响。此外,胡舞、胡戏等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很明显。

  在语言层面,南北汉人日常用语中时而杂有胡语或夷越之音。在书法方面,魏碑上承汉隶传统、下启唐楷新风,为现代汉字的结体与笔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在雕刻和绘画艺术上,大同云冈石窟、洛阳龙门石窟、敦煌莫高窟等佛教塑像、壁画与北朝胡人墓葬壁画等,融合了中原儒道文化、中原建筑风格、青绿山水画风与游牧生活场景、佛教信仰等多种元素。如各族群共同创造出云冈石窟这座旷世无双的佛教艺术殿堂。而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艺术融汇了鲜卑、汉以及中亚文化的精髓,成为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。

  回到问题本身,“五胡乱华”与“五胡入华”的背后所表明的是不同的历史认知和理论范式,一种将五胡视为乱华的来源,其实就是视“五胡”为“他者”;而强调夷夏同源、天下大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则将“五胡”视为对不断发展着的中华文化的补充与融合,实事求是地描述了中华民族、中华文化的融合过程,也真切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,尤其是连续性、统一性和包容性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,“五胡入华”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性增加的过程,更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。

  (作者简介:彭无情,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;王应昊,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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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编辑:李岩】